余 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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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由于中国经济早就融入经济全球化，外部经济的不景气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倒逼中国进行进一步的经济改革。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其主要表现是增长速度的下降，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但是，虽然中国经济的总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人均产值和收入还很落后，从现在的水平开始，到我国人均产值达到世界第二，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如果说，扩大内需是在供给的产品不变的前提下，为这些产品增加需求，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改变供给的结构来满足外溢的需求，把消费能力留在国内。当然，通过创新来提供新的产品也可能满足另外一些潜在的需求，开拓出新的市场空间。本文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两个不能动摇”“两个市场竞争”和“五个改革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专门谈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首先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然后，习总书记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背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了干预措施，但是正如当年美国罗斯福总统上台采取干预措施后，美国经济仍然复苏乏力并于1937~1938年再次陷入危机一样，这场危机所导致的经济萧条并没有因为舍本逐末的干预而很快复苏。自从西方发达国家开展救市行动以来，正如恩格斯曾经说过的，“每当我们似乎看到繁荣时期行将到来的种种预兆，这些预兆又消失了”。美欧国家及一些国际组织的经济学家们关于世界经济已经企稳的推断一再被证明是不成立的。由于中国经济早就融入经济全球化，外部经济的不景气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倒逼中国进行进一步的经济改革。
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其主要表现是增长速度的下降，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速度的下滑引起了对经济前景的恐慌，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大惊小怪地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要求中国实行恰恰导致这种陷阱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其实，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中国经济规模发生质变上了台阶的标志。就象习总书记所比喻的那样，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如同一个人，10岁至18岁期间个子猛长，18岁之后长个子的速度就慢下来了。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经济增长不可能趋向于无穷大的，即便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物质再怎么极大丰富也仍然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是不可能长期高速增长而不有所减速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一种表现是：由于更多地使用机器和一般固定资本，同数工人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把更多的原料和辅助材料转化为产品，也就是说，可以用较少的劳动把它们转化为产品。于是，资本主义生产，随着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日益相对减少，使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时，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随着整个社会的平均利润率的下降，社会积累的增长率，从而社会生产的增长率也会随之下降。这种下降自然也就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
因此，习总书记提到，有人问，新常态是一个好状态还是一个坏状态？他的回答是，这种问法是不科学的。新常态是一个客观状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内在必然性，并没有好坏之分。他的这个回答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
但是，由于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是积累的条件和动力，因而一般利润率或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就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表现为“不好”的经济不景气，并导致一些实体经济中的产业资本转入到虚拟经济的金融投机上，推动虚拟经济日益脱离实体经济。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它的相对性和穷途末路，就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体现出来，并在经济危机中表现出来。
然而，对中国来说，我们从事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增长率的下降并不会影响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信心和决心。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只不过意味着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诚如习总书记所说，新常态下，尽管我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十三五”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另一方面，也诚如习总书记所说，新常态不是不干事，不是不要发展，不是不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是要更好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创造精神地推动发展。毕竟，虽然中国经济的总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但是，人均产值和收入还很落后，从现在的水平开始，到我国人均产值达到世界第二，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只要我们能够找准发力的着眼点，更好发挥主观能动性，我们的经济的增速也完全可能在短期内重回较高水平。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背景
前面提到，习总书记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西方供给学派强调激励，建议大幅度削减税收，以此来促进经济增长，并得到了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撤切尔夫人的热烈拥护。一些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特别是阿瑟·拉弗甚至认为，高税率实际上可能会减少税收收入。“拉弗曲线”假说认为，高税率抑制了经济活动，从而缩减了税基。但是，西方整个政界的主流经济学家，甚至一些供给学派经济学家，都对降低税率会增加税收收入的拉弗假说加以嘲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8年，当一系列税收的增加使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水平提高并开始产生预算盈余时，供给学派政策主张终于在西方经济学中成了一种近乎反面的教材。
但是，这种供给学派的主张却在今天中国沉渣泛起，一些学者不仅呼吁减税，而且要求降低社会保障费，甚至下调最低工资标准，也就是由政府出面来压低工人的工资，把政府推到工人阶级的对立面。这种减税降费的主张，既不利于社会稳定，实行起来也必然会加大政府财政的困难，降低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和福利。西方供给学派的主张，实际上是对资本家的单方面激励，税收体系降低累进性，在政府支出不变进而税收不变的情况下，就只能增加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对低收入者是一种负激励。显然，供给学派代表的是大资本的利益。由于它打击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不可能鼓励生产率和产出的增加，反而增加了大资产阶级的投机性。而在凯恩斯看来，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也就是说，高收入者的消费需求基本上已经得到了满足，而低收入者的大量需求由于没有足够的收入水平还远远没有满足，因此，供给学派的这种主张恰恰限制了总需求，从而限制了经济增长。更何况，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下，如果减税能起到激励作用，那只会造成更严重的生产过剩和产能过剩。
我们之所以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盲目地进行扩大内需，从需求侧着力，是因为注意到，“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特别是这些外溢的需求，有许多并不是国内不能生产的高端商品，而是国内完全能够生产的像电饭煲、马桶盖、奶粉、奶瓶这样的普通日用品。事实上，格力电器在注意到这些问题后，就开发出了比国外同类产品更好的电饭煲。
如果说，扩大内需是在供给的产品不变的前提下，为这些产品增加需求，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改变供给的结构来满足外溢的需求，把消费能力留在国内。当然，通过创新来提供新的产品也可能满足另外一些潜在的需求，开拓出新的市场空间。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
（一）两个不能动摇
习总书记指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这“两个不能动摇”是对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坚持和重大发展。虽然“两个不能动摇”没有直接谈及非公有制经济，但它显然并不要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只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于非主体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还是鼓励和支持的。在这里，更主要的是，“两个不能动摇”强调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从而第一次明确了国有经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引导”作用，深化了“两个毫不动摇”。
我们知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此，在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面，同样应当由市场来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市场只是一个作为客体的场所，在其中起作用的是法人，包括企业法人和自然法人。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必须由国有经济来起主导作用，这一点决不能动摇，否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发生质变，就会沦落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就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动摇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存在重蹈前苏联灭党亡国陷入分裂的危险。
国内一些学者把“有恒产者有恒心”作为他们强调私有化产权、大力鼓吹私有制的理论依据。但是，列宁指出，“私有制使人分裂，而劳动使人团结。”这是因为，在私有制下，利益的冲突会引起强烈的竞争，每一个资本家都力图打压、排挤和消灭竞争对手。个别情况下的所谓双赢，也只是力量暂时处于均衡、不得不妥协的结果，一旦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双赢的局面就会打破。因此私有制必然会引起分裂。帝国主义争夺市场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由此引起的。而那些民族分裂分子追求的也是私有制经济，并得到私有企业老板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劳动者的联合，尤其是不同民族的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是不可能在私有制企业里完成的。私有企业主为了更好地控制工人，防止工人团结起来争取自身的合法利益，必然要想办法在工人中间制造矛盾和分裂；私有制企业内的剥削和压迫也容易在处于不同民族的老板和打工仔之间把个人恩怨发展成民族矛盾。显然，能够使不同民族劳动者大联合的只能是互帮互助的公有制经济。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特别是在民族自治区域，公有制主体地位决不能动摇。
另一方面，在现代企业规模远大于个体劳动者可以掌控的时代，即便是小型企业的私有制，也只是个别企业主有恒产，从而有恒心的也只是他们，而绝大多数劳动者由于没有资本，只能出卖劳动力，因而也就没有恒心了。在工人没有恒心的这种私有制企业里其产品质量和劳动效率自然难以乐观。马克思就曾提到，英国议会下院“食物搀假”调查委员会相当坦率地承认，自由贸易实质上是假货贸易，或者用英国人的俏皮说法，是“诡辩品”贸易。这样的私有制企业也很难让人们对他们的产品有较大的信心和需求。而要让工人也有恒心，从而关心生产的发展，就只有实行公有产权制度，让劳动者也能够共享产权才行，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落实“共享”这一发展理念。
201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私有企业的平均工资比国有企业低48%。在广东一些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成了那里普通工人的最高工资标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增加人民群众的收入，而提高私有企业工人的收入水平，则会大大提高这些私有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使他们丧失以往的国际竞争力。由此可以看出，要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走压低工人收入水平的邪路，避免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过剩危机，公有制经济必然是也必须是主力。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注重完善生产关系”就体现在“两个不能动摇”上。如果有人认为，工人不高的生活水平，已经给企业造成了困难，甚至会导致企业破产，那只不过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到了历史的尽头，在生产力水平相比《共产党宣言》发表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取得无比巨大发展的情况下，都无法让人们过上稍微好一点的生活了。
需要指出的是，产品的结构性调整一向是由企业而不是不生产产品的政府来完成的。但是，对于非公有制经济来说，“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我们经常看到，私有制经济大肆进行投机，甚至拿投机当创新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只有公有制经济，才会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现在又与时俱进地加上生态环境需要），把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把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显然，只有坚持“两个不能动摇”才能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
（二）两个市场竞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在利用我国市场和我国资源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国的稀土资源廉价向外流失，一些污染性企业从国外转移到国内，破坏了国内环境，而利益却大部分归外商所得。与此同时，我们在两个市场上的竞争由于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干扰而没能充分地展开，导致发展程度有限，利益大量向外输送。例如，一些经济学家鼓吹中国利用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进行国际竞争，导致中国出口大约1亿条牛仔裤才相当于一架美国的波音飞机，而周边国家利用更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参与竞争后，使我们陷入困境。
恩格斯指出，按照价值规律，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两个资本使用等量的、有同样报酬的活劳动，在相同的时间内会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但是，如果这两个资本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不相等，那么，它们就不能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如李嘉图派所说的利润。但是情况恰恰相反。实际上，等额的资本，不论它们使用多少活劳动，总会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平均的相等的利润。这就在表面上和价值规律发生了矛盾，并导致看起来资本的所有部分除了它所使用的活劳动外，还包括机器等死劳动，似乎都在生产剩余价值，进而引发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说法。然而，这种矛盾的出现，就在于商品经济发生了变形，价值规律深化为一般利润率规律。这种深化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首次揭示的。
假如有两笔资本，资本量都是100，剩余价值率是100%，一笔资本由70c+30v构成，一笔资本由30c+70v构成，前者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后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商品经济早期，前者获得剩余价值30m，利润率为30%，后者获得剩余价值70m，利润率是70%。但是，马克思指出，“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这种平等观自然地会要求等量的资本获得等量的剥削收益即获得等量的利润。如果两个行业的利润率差别较大，资本就会退出利润率低的行业，进入利润率高的行业，导致前者供不应求，价格上升，剩余价值增加，而后者供过于求，价格下降，剩余价值减少，形成后者的剩余价值向前者变相转移的现象，直到两个行业的资本的利润率相等，这种资本流动才会停止。在上面的例子中，最后两个资本都获得同样的50p（=(30m+70m)/2）的利润。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多获得了20p的利润，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少获得了20p的利润。从而，如果中国的产业结构即供给侧的结构能够更多地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我们就能用同样的劳动付出得到更多的收益，经济增长也会更快，而这就意味着中国不仅要在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市场上进行竞争，还要在资本密集型的高端市场上进行竞争。
与中国经济新常态相伴随的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是产能过剩。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中，产能过剩就是资本过剩。在列宁看来，自由竞争的主要标志是商品输出，垄断竞争的主要标志是资本输出。（原话是：“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资本过剩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竞争时代，需要向外进行资本输出了，这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的典型标志。从而，这也意味着中国不仅要在商品市场上参与国际竞争，也要在资本市场上参与国际竞争；不仅要在资本引进上进行竞争，而且要在资本输出上进行竞争。
事实上，近些年来中美贸易顺差巨大就在于美国对华资本输出巨大，这个资本在我国获得的利益也是巨大的。显然，美方的这些利益是不可以用中国自己印刷的人民币来支付的，只能用中国的出口商品换得的美元来支付，这就必然造成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人民币的升值并不能妨碍美国资本在中国继续获得利益，这也是为什么人民币升值不可能消除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并不追求巨额贸易顺差而贸易顺差却降不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办法之一就是要以市场换市场，要求外国对等地对我国开放，减少对我国国内资企业收购外国企业的限制，使中国过剩的资本也能够向外国尤其是美国输出，使得中国企业也能够在海外获得巨大的利益，进而通过这些利益向中国转移时转化为中国对外贸易逆差，以此来抵消部分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但是，要在资本输出上参与国际竞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要求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外交能力为支撑，否则输出的资本很容易打了水漂。
需要指出的是，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的发展是历史的进步，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表现，是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条件日益具备、日益突破初级阶段的表现，是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的标志。但是，要在中国推动垄断竞争，那么我们既不能让外资垄断中国，使中国成为外国的经济殖民地；又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让国内的少数家族垄断本国经济，重回四大家族统治中国的黑暗时代；我们愿意做的，只能是完善生产关系，按照“两个不能动摇”，实现和强化公有制经济的垄断竞争地位，在所有的市场上展开最积极的竞争。
（三）五个改革举措
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简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去产能就是要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对此，我们首先要了解过剩产能的形成原因。当前，过剩产能最重要的形成原因是国际经济危机和国外产能过剩的冲击。例如，2014年下半年，我国许多地区出现了因卖奶困难，引起奶农“倒奶”甚至“杀牛”的现象。这种牛奶的产能过剩，其原因正是在于国际经济危机和国外奶业严重生产过剩，国际奶价下跌，使得中国成为国外过剩奶粉的倾销地，进而严重冲击中国国内奶业生产，这才引起了大面积的倒奶现象。过剩产能的第二个形成原因是生产技术的进步和需求的品种发生变化，使得落后产能出现过剩。过剩产能的第三个形成原因是经济周期的存在导致需求量的波动，形成产能的周期性相对过剩。过剩产能的第四个形成原因是在生产社会化的条件下，计划不足，导致上下游生产能力不匹配，形成某个环节特别是上游环节的相对产能过剩。
无论是这四种产能过剩的哪一种情况出现，我们都不能简单地像以前纺织业砸锭那样去产能，除了造成损失，对经济发展的益处不大。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应当保护我们的产能，用反倾销等手段限制国外过剩产能对我们的冲击。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像发达国家向我国输出相对落后产能那样，向比我国更加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输出这些产能，以减少损失。在第三种情况下，我们应当保留一定的产能过剩来适应经济周期的存在。事实上，国际经济危机发生时，沿海一些外贸企业的订单下降，产能过剩，不少企业解散雇来的农民工，实行去产能化，以至于当竞争对手大量减少而订单重新上升时，由于产能不足，只能丧失发财的机会。因此，去产能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盲目行事。在第四种情况下，必须加强社会生产的计划性，当上游产能出现匹配性过剩时，要扩大下游产能，开发更多的下游产品来吸收和化解上游过剩产能，并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下游产品的需要。这也是下游产品的结构性改革。
去库存首先要防止一边去一边增，在供给不再增加的情况下，才谈得上去库存。这个时候一般需要适当地扩大需求来消化库存，需要需求侧的举措加以配合。毕竟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
去杠杆是因为债务负担较重。因此，首先要考虑以股权融资取代债权融资，继续推进债转股，要落实国家的公有制经济所有者代理人地位，代理履行公有制经济所有者的职责，追加对公有制经济的股权投资，减少公有制企业由于得不到股权投资而不得不自行寻求债权融资以求发展的负担。其次是要理顺借款和放款的利率关系，放款的利率不得低于借款的利率。中国社会科学院余永定研究员在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度高峰论坛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净资产差不多2万亿，也就是说你把钱借给世界各个国家了。按照道理我们每年应该收取利息，但是去年中国支付了270亿的利息给别的国家，就是债权人不但收不到利息，反而给债务人付利息。”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在借钱给别的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同时，也向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借钱，而我们放款的利率大大低于借款的利率，把中国从一个名义上的债权国变成了实质上的债务国。
降成本是要降低企业成本。但是，在企业成本中，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劳动效率，减少企业用工量来减少企业的劳动力总成本，但决不能降低劳动力的单位成本，也就是不能减少单个劳动者的劳动所得。我们决不能采用那种降低社会保障水平和最低工资标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决不能追求或维持劳动力廉价的竞争优势。如果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不能提高，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不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得到较大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一句空话，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就不可能实现。因此，降成本，我们主要是要降劳动力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的成本。
补短板要求我们改进一切工作，尤其是那些成效大的工作。就政府部门的主要工作来讲，一个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一个是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其中包括公用事业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的工作重心一直在国有企业改革上，这个方面已经不是当前的短板，当前的短板在于公共服务水平偏低，公共服务的供给或者说产能不足。政府部门的工作应当向这个方面转移。国有企业的管理工作，包括国资委，应当向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移交。习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这也是指出了我们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短板”。近些年来，学过政治经济学的党员和政府官员非常少，学好了的更是罕见，更谈不上用好了。只有补上这个短板，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1]《资本论》第1-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著，萧琛等译，《宏观经济学（第17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
[5]余斌：《经济学的真相——宏观经济学批判》，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年版。
[6]余斌：《45个十分钟读懂〈资本论〉》，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余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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